主持人：有一些同学对德隆的事件比较关注。他们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唐氏四兄弟是否会步牟其中的后尘？第二，德隆倒下的话会不会给银行造成三百亿以上的损失？第三，德隆的经营模式一直以资本运营为手段的，根本的问题是资金链的问题，我认为德隆倒下是必然的。在国外是否有成功的先例？或者是通过资本运营这样的企业存活的时间有多长？

    王巍：第一个问题，有这个可能性，我们希望不要发生。第二，造成损失肯定是非常大，是不是三百亿能解决问题我不知道，我觉得间接的损失要大于三百亿。第三个问题，比较复杂，我想谈谈资本运营。资本运营五年前是一个新鲜事，今天已经满大街都在讨论了，中国人就是厉害，烤地瓜都能说是资本运营。什么是资本运营，我举一个例子，研究水的好坏，这是商品运营；雀巢咖啡，我研究这个公司的价值，不是矿泉水的价值，这是资本运作。任何提高公司的价值的运作是资本运作。认为资本运营是倒钱，那是不对的，他是为产品运作，不是为公司运作的。任何改变提高公司价值的都是资本运营。中国现在有两个流派，很多人就做产品经营的，比如说做药，这个严格都是产品运营，基本上做产品的经营及把药做得很好，全国的品牌，通过资本的积累做药，是实业投资家。另一类这两年比较嚣张，资本运作家。对他来说所有企业都是一个承载利润的主体，关键是如何把它处理掉，做企业的第一天就是想卖它。在中国，由于文化背后的东西导致一个印象，所有的实业家内心对金融家都有强烈的厌烦。这个什么也不生产，没有任何的定性，觉得金融家早晚要出事。看报纸或者一听说哪个金融家又垮下来，心头一喜，早盼着了。反过来金融家也是这样的，你慢慢这样做干上十年，我一年资本的运营把你们十年就赚过来了，你是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我活得很潇洒。其实这两类都有机会，应该是每一个企业家身上都有两类的特征。当年有一本畅销书《谁来动我的奶酪》，中央电视台做了动画来讲解它，做了两个老鼠和两个人。其实理解上犯了根本错误，这不是四个人，而是一个人身上同时有四种不同的性格，既是冲动型又是判断型的等等。在最关键的时候哪一种性格占了上风你就成为那个人了。每一个企业家身上都存在资本运作和实业运作，关键时刻你哪一种占了上风就成为那一种。在今天你不能说谁资本运营是坏人，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判断。不要对这两者有任何的伦理评价，只是不同的技巧。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多给中国企业家增加资本运营的概念，我认为在中国今天原始的要素配置还没有完成，在这个时候，通过资本运作配置原始要素，仍然是有巨大的利益空间。

    主持人：其实王总谈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从中国的经济结构来看，最根本核心的问题是资源配置扭曲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产品经营运营效率的问题。现在中国可能更注重的是像王总说的应该推一些资本运营的东西，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比较典型的就是“国退民进”，这个东西就是资源配置的问题。

    王巍：国退民进还不是这个配置，是一个所有权的配置，还不太一样。

    主持人：还有一个同学提的问题，实际上德隆打的“产业整合”（旗号），实际上做的是什么？

    王巍：问题是，你凭什么说他打着产业整合的名义？你怎么认为他是打着幌子？不要过早地判断。一个人是什么样很难靠表达，我不能说德隆整天喊得很凶，“我是战略整合”，你不能根据这个确定他真是搞战略整合的。但也不能说由于他没有成功，失败了，说他一定不是干那个的，这个结论太早了，一定要对他公允一点，不要给结论。有时候，我们判断一个人，判断的是一个人表达出什么样。比如说你考试，北大的高材生考试的时候考题拿来不屑一顾说这个题太简单了。就是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对不起，照样给你零分，你懂了，你心里懂了，但是表达不出来也没用。德隆也许确实很伟大，但是他没有表达出来就死亡了，他死亡就死亡了。

    提问：您说现在是要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对于民营企业家他怎么配置，也就是“跑马圈地”？他们是等这整个政策实行，还是他们造成一些即行的政策的产生？德隆的事件对他们有什么影响？

    王巍：你提的非常好的问题，这是所有积极地心照不宣的企业家在做的有一个“三灯理论”，碰到红灯绕着走，碰到黄灯快步走。这是很多的民营企业家在操作过程中有一些化解的方式。许多企业家表面上看起来都非常遵纪守法，很木讷，憨厚、善良，但如果真这样就走不到今天的规模。企业经营的路上都是腥风血雨的。每天，中国企业家都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相信不是无序的布朗运动，毫无头脑地乱晃。你要了解他们，一定有各种的体验。我不能做任何的判断，我只关心我的客户，他们怎么样做得更聪明一些，失败少一些。每个企业都有失败，问题是你不能重复失败。最好的企业家是体验了不同的失败，如果一个失败没有那不是好企业家。如果总是重复统一失败这个企业家也不是企业家。中国的企业家最值钱的是他失败的经验，而不是包装出来的成功。

    提问：您刚才说的我们国家的供给方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你认为所谓的资金的供给方市场经济的发展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王巍：金融政策调整在全世界都是中央银行负责的，但是整个金融业的经营应该是广泛市场化的。中央银行不能对哪一个企业代管，现在证监会对任何一个金融企业要代管，甚至要求各个商业银行报风险客户的名单，在西方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商业机密，怎么可能把这个报给你，但是中国不行，否则就停了你的资格。中国到现在为止，整个金融界是不能民营化的，都是高度管制的。中国金融界这样的高度管制和非市场化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成本，最明显的就是大量的不良资产。最近的十年，中国的金融界不良资产是最多的，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我们的总理曾经亲自担任银行行长的职位。为什么造成这么多的不良资产？这是非市场化造成的。各个产业都在改制，把不良资产甩给金融界，所有都甩给他，于是他最后，你不是能干吗，你有权威，最后你全部处理。不良资产也是金融的问题，所有的社会发展都这样。我们一直呼吁金融的市场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一定要加大这个力度，否则地话，中国这个金融市场的崩盘绝不是德隆这样的现象，而是更大的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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