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重组环境的恶劣。中国没有破产法，没有重组的保护。在美国如果你出现问题可以申请破产，破产以后立刻进入两个系列，一个是庭外解决，一个是庭内解决。如果在庭内解决认为他能够活，就给他一个重组环境，例如第11章法规定的破产重组。进入这个阶段银行不能逼债，要停息挂帐，给他一定的时间他能够活起来。还有就是没有活的机会了，就按第7章法规定的进行破产清盘，大家公平分资产。企业在经营的时候是有价值的，如果突然停下来，就完全没有价值了。就像德隆出现了问题，全国的公检法、银监会全都上去，纷纷逼债扣押资产甚至抓人，这时候他一点活气都没有了。他不该死也得死。让德隆重组，就是要给德隆创造一个条件，既然国有企业尤其四大银行亏损了我们可以一遍遍去救，拿自己的钱救不够，拿财政的钱救，还要拿全国老百姓的外汇储备去救。为什么不给德隆一点机会让他自我重组呢？允许他去跟银行讨价还价呢？总结一下，正是章法无度的中国金融体制造成德隆的昨日，也造成了德隆的今天。

    经济周期的背后。德隆今天困境的更大背景是中国经济周期的调整。三年前中国刚入世，整个企业界的感觉是“神经兮兮”，不知道“狼”来了能不能够活下来。后来很快发现，入世了我们也活得很好，甚至突然牛气冲天，要冲入世界五百强，并提出了和平崛起的理论。在历史上一个大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话很可能产生战争。因为大国的发展要争夺资源，容易引起纷争。中国觉得自己太自信了，觉得自己这么庞大，不能让邻居不安，所以说要和平崛起，这个心态很盛。但是突然今年一下子就下来了，出现了所谓的“全面过热”的说法，而且要调整周期。很多主流经济学家讨论“软着陆”，谈利率、加息、各种的汇价等等。如果目前的政策叫“软”，我不知道今天还有什么硬着陆。我觉得今天的着陆措施是空前强硬的。现在发改委从提高投资的资本金的门槛到批准项目基本停下来，所有的银行、证券等的几乎所有业务都往回收，地产项目也控制了。这已经是硬着陆了。我觉得经济学家可以讨论软着陆，而企业界始终看到的是硬着陆。目前经济是否真的过热呢？你看日本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倍增计划，看韩国的经济增长就会有答案。我觉得，中国从市场需求上和经济周期上看还远远到不了需要大力回调那个位置。我不是经济学家，我认为自己是商学家，我们的建议是给企业的，不是给政府的。经济学家主要是给政府和社会服务的，而商学家主要是替企业说话，替企业谋求利润的。他不管宏观调控，他不研究解决社会性问题，他是研究社会的特定环境下我用什么样的环境化解危机替企业发展。两者的立场不一样。你看到媒体充斥的都是经济学家，尤其是很多的“名家”。 你们EMBA要关注另外一批商学家——他们整天跟企业在一起，了解企业更多一些。他们不是纯粹按照经济学家的观点看问题的，他们是真正贴近中国经济脉动的一批人。我认为今天企业家和消费者对于住宅、钢铁、电、汽车和资源要素的需求是实实在在的，不是制造出来的，与以前的泡沫经济不一样。这个周期调整是有非经济的原因的。最近，中央银行有一个说法“不要与中央银行博弈”。我个人看，对整个经济的这个警告是非常有意义的。当一个政府提出要注意钢铁过热，各地政府马上纷纷上钢铁；当一个政府说我们要注意不要过多地建设焦炭，于是焦炭呼呼冲上来了；发了121文件要控制房地产，结果又大一批地把房地产做上来了。中央政府提一个政策，地方就提出一个对抗措施，这已经形成了政治问题了。因此，从政治上考虑，这个经济周期一定要出现。如果不允许博弈，硬着陆就不可避免。今天是一个博弈的时代，博弈是平等的，而不是压制的，博弈就是“PLAY”，你出什么牌我出什么牌应对，而不是说不合你意就把我一脚踹倒了。今天应该给市场经济层面一种合理的预期。合理预期使得政策受约束，避免使不太明智的政策走过头了成为一个霸道的政策。大家要创造相应的环境使中国的市场经济不会发生悲剧。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变得充满韧性，因为他们有长期奋斗的经验和长期被摧残的经验，（笑声） 民营企业应该有利用这个周期的回调来重组自己，扩大自己，准备下一次新的扩张。

   在计划经济下，政府是“一双全能的手”；在市场经济下市场是“看不见的手”，而今天的转型时期政府是“闲不住的手”。（掌声）政府的“手”不能过度。如果你知道他有一双“闲不住的手”的时候要注意他有什么动静。我们对民营企业说，一方面是政府的不可理喻的制度，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太高估了自己的成绩，以为自己了不起。十年过去，这些伟大的民营企业家从当初的一穷二白走向今天，他们沾沾自喜。其实政府也是这么走过来的，都是从一穷二白中建立的政权。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把握。你们以为民营企业多大了，你们到上海金茂大厦，你站在楼顶上环顾一看，有几个楼是民营的？全是国有的。你到纽约、东京看有几个楼是政府的？这是差别，中国的民营化过程早着呢。由于媒体的渲染，大家感觉到民营如何强大了，事实不是这样的，媒体造成了很多错觉。我们希望大家有一个比较长期、比较理性的看法，高度警惕政府这只“闲不住的手”。

    民营企业的重组机会。二十年前我们谈的是“改革”“开放”，今天我们谈民营化和全球化，表面上看差不多。从改革到民营化，从开放到全球化，实际上差别重大。改革开放是一个政府可以调控的过程，他想改什么停什么，想开放到什么程度可以调控。但是，民营化和全球化是不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潮流。这应了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天下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民营企业二十五年来一直跟着国家的经济是同步的，你涨我也涨，你跌我也跌。今天不一样了，全世界今天都看中国的经济高度崛起，但是民营企业以德隆为首突然出现反周期的失落。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民营企业的重组时代。民营企业都在同一个层面上竞争，同一个层面上撞车。因为他没有资源，他什么都没有，没有特权。他能进入的产业也就是从早期的倒西瓜、卖瓜子一点点弄到地产，靠私下的勾兑等等，没有办法。我当年下海的时候一辞职的时候马上成坏人了。没办法，这是一个市场的评价，你必须要应付。这么多年以后，你看到所有的民营企业结构基本上一样，比如说德隆，他们基本的结构差不多。我相信很多的民营企业还不如德隆做得好。但连德隆这样的也不行，很多的民营企业问题更多。中国一定会产生很多的产业领袖。产业领袖能不能产生需要很多的因素，一个是视野，能否看得到，另外是激情，激情不怕失败，不怕挫折。市场经济常常造成了很多失败。我到处在宣扬一句话“失败不等于犯罪”，失败只是败了，仅仅而已。除非恶意地坑骗，所有的商业都有失败的。中国的文化非常可笑，一旦失败你就很可能被视同于罪犯，因为你很可能挪用公款，很可以造成渎职，很可能……这样很难做。在中国社会的企业文化里能不能给企业家一种宽容失败的环境。没有这个环境，大家谁也不能有激情。五年前当我们下海的时候，说你为什么下来了？我说我当时干了十件事，九件事干好是党的领导，群众的支持，一件事不是干坏了，仅仅是暂不如人意，你能说党错了吗？你能说人民错了吗？只有我承担全部责任和风险。这样怎么能让我激情呢？这样的环境你怎么去做？我觉得在中国要保持激情是非常不容易的，要保护这种激情。民营企业应当在重组中产生一大批产业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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