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意识到涉及金融领域要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但是过去的规定跟现实不搭界的地方，就是企业家的创造了。马云像经营金融机构一样经营支付宝，不过比一般的银行经营者更敏锐地触摸和搜索着机会。三个事件可以说明马云的方向：

　　推进信用时代。2007年8月2日，支付宝互联网信任计划正式启动。同时，支付宝发布了国内首个“互联网信任标识”。该计划的推出将把互联网经济推入到全新的信用时代。

　　中国人可以用人民币买世界上所有的产品。2007年8月28日，支付宝正式宣布联合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全面拓展海外业务。超过4700万的支付宝会员可使用人民币在支付宝境外合作网站上购买外币标价的商品，来自全球的网上商家均可通过与支付宝的合作，同中国大陆客户进行网上交易。

　　联手建行推出卖家信贷业务。2008年1月31日，支付宝联手建设银行开展卖家信贷服务。符合信贷标准的淘宝卖家，以其已成交而没收到货款的交易为担保，以卖家个人名义向中国建设银行申请贷款，用于解决个人的短期资金需求。支付宝卖家信贷服务单笔可贷款额度上限为5万元，累计可贷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

　　这是个很重要的尝试。对建设银行来说，可以说是一种理财服务或委托贷款，而对支付宝来说就解决了非金融机构无法贷款的限制。这是在正规经济还渗透不到的地方，中国企业家的一个创造。

　　有创造就会有质疑。支付宝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巨大压力面前，马云和他的团队追问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们看到，在全球化的市场上，一个全球化公司70%～80%的业务是由电子商务完成的。在中国还没有建立统一诚信体系的背景下，千千万万的中外客户需要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

　　商业银行对这块不熟悉，跨国公司在一边虎视眈眈。马云很坦然地说，“如果我不做，将对国家有害，对行业有害。正是使命感在驱动着我们，让我们的企业越来越强大。如果有一天国家需要支付宝，我会在1秒钟内把支付宝全部送给国家。”

　　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呼吁上海人思考“为什么上海没有出马云”。这一问给我的强烈冲击是，上海发达健全的体系或许也容不得马云这样无中生有的创造者立足。只有在中小企业集中、现有体系够不到的地方，才会形成更加温润的环境，从而使马云这样勇于承担责任、有悲悯心、有创造意识的“社会设计师”出现。

　　中国商业领袖的新路标

　　与老一代企业家不同，史玉柱和马云都不是瞅准了国家政策双轨便利或依附体制才发现了致富机会。他们一开始遭遇的就是生存问题。没有利润，没有真金白银，就一天也不能存活。一种对生存还是死亡的恐惧，使他们不能不把生存和利润放到最重要的地位。他们没有特权和体制可以依附，只有到市场上去寻找客户。

　　一个寻求自身发展确保安全尊严，一个瞄准让天底下生意更好做

　　史玉柱与马云都抓住了客户这个商业根本，但是利润的源头差异很大。

　　史玉柱起初被伪装成机会的陷阱捕获了，砸钱做广告树品牌。可是很快他把失败作为富矿来开采，从花钱砸广告和跑关系，转到了琢磨客户心智上来。一个上市公司董事长兼CEO，每天坚持做10小时客服，史玉柱创造了纪录。从普通人苦日子蹦出来的马云，从起步那一天起就记住了那些跟他一样的、需要帮助的千千万万中小企业主，一如靠琢磨邻居消费心理发家的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正是在一刻接一刻开挖创造中小企业需求的过程中，阿里巴巴长大了。

　　史玉柱与马云都有着强烈的自尊，但是视野差异不小。

　　史玉柱瞄准人的贪婪和权力欲，还有既懒惰而又想过瘾的心理，设计出圈钱的装备配置环节。人类的劣根性成了他圈钱的工具。在人们冷嘲热讽和白眼中爬起来的史玉柱，借主动归还巨人大厦2.5亿元欠款为契机，塑造了一个信守承诺的自尊男人形象。他专心研究，迎合客户需求，不管这种需求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他守着一个商人的本分，以无声的行动和见得到的利益带领团队所向披靡。核心成员在巨人破产时不离不弃，显示了史玉柱的不凡。

　　马云则坚持只做对人类有益的生意。再大的利益，如果对提升人类福祉无意义就不去干。因此，他果断摈弃了顺手生意——网游。马云所领导的团队，从上百万美金年薪的全球科技、资本、商业精英到月收入不足千元的普通客服、推介员，大家齐心协力为阿里巴巴的壮大贡献着力量。

一个心存恐惧的独行侠，一个随时随地的合作者

　　史玉柱和马云都是创造的先锋领袖，但是却释放出不同的异彩。

　　史玉柱现在依然可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即使是在深夜他发现问题，也会通知相关人员研究解决。史玉柱内心的恐惧依然是那样强烈，他不敢冒失去玩家的危险。

　　中国创业者的矛盾司空见惯。有些甚至走上了毁灭生命的地步，这一切给了史玉柱很强的印记。他牢牢控制着公司股权，不敢轻易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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