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告诉了一件令我吃惊的事情：“对外国同志，党中央有个特殊的规定，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这是确实存在的机密。那就是，外国同志入党必须获得党中央五位书记的直接批准。”我明白，五位书记指的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1945年9月的一个清晨，一架飞机从黑夜中驶出，飞过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机舱里有一个叫 Rittenberg的年轻人，他原本以为，战争已将结束，很快他就会回家。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中国之旅足足有35年之久。这个后来改名叫李敦白的美国人，在中国见证了从内战到解放，从大跃进到文革等中国历史重大时刻。

■ 口述：李敦白 采访：黄欢

1945年，我24岁。

我没有想过要来中国。第二次大战以前，平常一个美国人不会想到去中国，美国人要是能够去法国、去英国，那是很了不起的。我也跟他们一样，曾经梦想着去法国、英国。然而，我偏偏来到了中国。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我应征加入陆军。就在入伍后不久，陆军当局对我做了测试，将我从野战部队里挑选出来，准备派去学日文。当时我十分惧怕，因为我深信日本会战败，而学日语就有可能常驻海外。于是我费了一番口舌让他们改派我去学中文，战争一结束，我也许就能马上回国了。可是，这一来，我就在中国呆了35年。

1945年9月，一个旭日初升的清晨，我走下飞机，感觉自己来到蓬莱仙境，我的双脚已经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了。

留在中国

在昆明工作的日子，我很快就发现，这里的老百姓没有任何手段保护自己，很多人生活都很悲惨。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总会想起李木仙这个女孩——一个黄包车夫的女儿，也是我办的第一个案子的受害者。

她是个12岁的女孩，在自家的房子门前踢毽子，不料飞来横祸，被一辆卡车撞死了。肇事者是一名美国空军军士，他开着军用卡车借着酒的烈性想吓唬吓唬正在踢毽子的木仙，没想到把她撞死了。这名美国兵逃离现场。她的母亲受不了独生女死去这个刺激，不久就去世了。他的父亲李瑞山，通过掌管12户的甲长，再通过管理12个甲长的保长，提出索赔。

我开着吉普车去调查，又回到赔偿部，在写好的报告里，我建议给很高的赔偿。然而，我拿到的结果是：26美元。我把那个装着26美元的信封递给李，本想跟他说声抱歉。然而，他只是收下信封，鞠个躬。当天下午，他却出现在我的办公桌前，他带来一个信封，里面有六美元。

“这是干什么？”我问。

“谢谢你的帮助！”

“也给了甲长？保长？”

“是的”他回答。

我突然间明白了。在这个层层递交的过程中，每个经手的人都会从这个不幸者身上榨取一份。然而，他自己还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只觉得难受。

后来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自己为什么复员的时候没有回国，我仍常常想起他和他的女儿。因为我相信，要帮助那些生活和他们一样悲惨的人，这是惟一的道路。

美国有一句话：“人生艰难，终究一死”，但我不能接受。尽管我是一个富裕家庭的独子，我的父亲是查尔斯顿著名的律师，母亲是俄罗斯移民。我仍然觉得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应该做些有价值的事情。

1940年，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就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一方面，当时它是对美国迅速卷入大战采取强烈反战立场的团体。另一方面共产党强烈主张言论自由及其各种族平等，我在这个在美国劳工运动中扎下根基的党身上，看到了匡正所有不公的希望。

在党内的两年，我组织了钢铁工人和矿工运动，我曾被伯明翰的红色特遣小组逮捕审问，在那期间，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人甘于清贫，为的是帮助他人脱离困境，我看到有人为了理想而牺牲。我渐渐地悟到了一个道理：你的一生为别人的自由幸福做贡献，那就是你的幸福。

来到中国之后，我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在这里我同样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帮助那些生活悲惨的人，为一个全新的社会贡献力量。

在我到达昆明后，偶然认识了几个报童。当时，我认认真真阅读每一份报纸。我每次都会买一份《新华日报》，这是共产党自己发行的报纸。有一天报童悄悄问我：“你想不想见见办这份报纸的人？”我点了点头。

就这样，我秘密地认识了两个地下党员，一个姓程、一个姓李。或许过去我也是个美国共产党员，我感觉跟他们有某种联系。我很乐意跟他们接触，但并未刻意这样，其实我并不确定将来会有什么结果。

有一天晚上，李带我去一户姓乔的人家。这位乔先生也是共产党员。他们告诉我，在延安，毛泽东在那片山区建立了根据地，延安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有舞会，从基层人员到毛主席都参加。那天晚上，延安活生生地展现在我面前。我对传说中廉洁的共产党起了很大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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