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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汉文和西夏文史籍对西夏使用黄金、白银都有记载。西夏使用金银作货币是完全可能的，但使用金银货币的总体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其中的问题还不少。比如，黄金与白银的货币比率应如何确定，目前还不得而知。黄金和白银是否用作主币，铜钱、铁钱是否用作辅币，以及白银与铜钱之间的比率等问题，有待探究。

　　宁夏博物馆王银彩说，西夏钱币以铸造工艺精良、边廓坚挺，形制规整，钱文端庄，遒劲秀美，以及西夏文形式独特、史籍不载和传世数量稀少著称于世。现已发现西夏文的钱币有“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及“天庆宝钱”五种钱币，其正面为西夏文，背面为光背，形制均为小平铜钱，非常少见，属于珍稀的古钱币；汉字体的西夏钱币书体多为楷书，书法俊逸、流畅。按照年号分别为“大安”、“大德”、“元德”、“天盛”、“乾祐”， “天庆”，“皇建”，以及“光定”。在这些钱币中除了“元德重宝”为折二钱外，其余都是小平钱。

　　宁夏卫生厅张天夫说，西夏政权因被蒙古族骤灭等原因，有关记载西夏钱币的资料很少。但是，西夏钱币的出土为研究西夏货币经济和铸钱工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西夏由于金属缺乏，境内流通的主要是宋钱。为了防止钱币和金属外流，也仿宋例制，用法律条文和严厉措施限制将铜、铁以及钱币运往他国。同时，还在周边的“榷场”，采用以物易物的贸易形式，以解决钱币匮乏的问题。

　　至今尚未发现关于西夏印制和使用“纸钞”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记载，也没有铸行金、银等贵金属货币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记录。但却有证明西夏当时也在使用宋朝的“纸钞”，使用“交子”与宋进行贸易的文献记载。西夏是否还流通过宋朝的另外两种纸钞“会子”和“关子”？有待学术界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来推断。

　　柳州市钱币学会罗安鹄认为，西夏钱存世极少，反映出西夏的社会经济仍处在以实物经济为主，逐渐向货币经济转化的历史阶段。货币经济的沟通与文化传播的渗润，是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途径和条件之一。从出土的西夏钱的钱制、钱文等无不透析出汉文化的深远影响，从西夏钱所折射的经济、社会、文化形态信息，反映出边疆少数民族与汉民族融合的过程。

　　安庆市钱币学会章新亮说，宋代货币的流通、繁荣对西夏货币的流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西夏“天盛元宝”等货币。宋代的货币形态多样，有铜钱、铁钱、金银、纸币，还有各种票券。宋对边境贸易的货币使用在不同时期也发生着变化，对西夏的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汉民族的文化又对西夏的文化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在经济和贸易方面，同时也表现在货币流通和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

　　1981年，内蒙古林西县辽代钱币窖藏出土的“大安通宝”，因其是此种钱的第一枚出土品（目前已知共7枚），而备受泉界关注，并引发了“大安通宝”是西夏钱还是辽钱的争论。关于“大安通宝”国属问题，在此次研讨会上同样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一时成为专家学者们探讨研究的热点。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牛达生认为，内蒙古林西县出土的“大安通宝”应为西夏钱币。他说，首先在已知的7枚“大安通宝”中，除林西品外，皆出土或发现于西夏故地，西夏钱币远离故土并不稀奇，而与“大安通宝”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枚西夏文“大安宝钱”；其次，辽“大安”为“元宝”，并非“通宝”，辽、夏两种“大安”钱，制作、风格完全不同，西夏“大安”更具有唐代风韵。

　　吉林省钱币学会金广凤认为，吉林省多出辽、金钱币，西夏钱也偶有发现。近年来出现在长春钱币市场的西夏钱中，有一枚大安通宝钱，较有争议。有人认为，观其年号是西夏钱无疑，因为只有西夏有此年号，但多数人持否定态度，理由是：（1）从出土地看是辽钱的可能性大。此钱是2001年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此地正是辽的上京。（2）从钱文的风格看也应是辽钱。辽钱在书法上的最显著特点是大家公认的朴实感，观此钱文，其自然、疏放、朴实的气息非常浓重，必是辽钱。

　　货币承载着历史，通过对西夏货币的研讨，推动了对西夏的经济、政治、社会形态等的认知与研究。我们相信，随着各项研究的不断深入，西夏的历史面貌定会逐步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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